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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與《大公報》“星期論文”的不解情緣

  1. 添加時間: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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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月《大公報》創辦“星期論文”欄目,由大學者胡適與《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等人共同籌劃,評論時局,普及知識,探討學術,“開啟了中國專家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議論的先河,更為讀者廣辟吸收知識的園地。”

  胡適、梁漱溟、傅斯年、蔣廷黻、梁實秋、陳衡哲、茅盾、老舍、竺可楨、蔣百里、費孝通等眾多大家泰斗,在“星期論文”留下了他們的思想印跡和學術思考。“星期論文”也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34年1月1日,星期一,天津《大公報》在第三版顯著位置,加框刊登了一則“本報特別啟事”:“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

  圖:1934年1月1日,《大公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則“本報特別啟事”,也標志著薈萃眾多名家學者的“星期論文”從此正式開啟。

  這一周的周末,1934年1月7日,“星期論文”的第一篇開山之作《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與讀者見面。作者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

  在該文中,胡適首先概括了當時中國報紙的發展趨勢:“近幾年來,中國報紙的趨勢有兩點最可注意:第一是點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話部分的逐漸增加。這兩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報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報紙的文字容易懂得。”

  他多有贊許地寫道:“今天(5日)晚報的福州專電說,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話加標點符號了。這是自然的趨勢,遲早總會全國實行的。”

  胡適也肯定了《大公報》在采用白話文方面的功績:“在《大公報》的六版半的讀物之中,白話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從日報的歷史上看來,這樣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們樂觀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報的文字變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話化,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圖: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后陳獨秀高張“文學”大旗,由此二人成為文學的領軍人物。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中,胡適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之父”。

  不過,胡適同時對當時仍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批評:“我們睜眼看看世界,今天還有一個文明國家的公文報紙用死文字的嗎?”“在這個二十世紀里,還有哪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的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

  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就是旗手之一。他其實是希望借助白話文,從倡導語言方式革新入手,來普及新思想、新生活,以啟迪國民,推動社會進步。至1930年代,白話文的推廣其實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譬如,193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審處通令小學不用文言教科書,一律采用語體文(白話文),同時通令初中教科書的編輯也多采取語體文。

  圖:胡適的貢獻在于“創造了的公共”。他之開拓公共的空間也就是對于他的理想的一種實踐。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為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而胡適此時批評“死文字”、“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的古文”,并將矛頭指向報紙,實際上是特有所指。當時胡適對學衡派主將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非常不滿。

  他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聽說,《大公報》已把文學副刊停辦了。此前是吳宓所主持,辦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學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實不成個東西。甚至于登載吳宓自己的爛詩,叫人作惡心!”

  正因此故,而有了上面的批評。對于胡適的批評,《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當日發表的《一萬號編輯余談》中謙虛地接受,并承諾道:“適之先生嫌我們不用白話文,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學著用白話文。”

  圖: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處于岌岌可危、滅種的艱難處境。有識之士都在探討其根源和解決方法,《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認為“總是民智不開的原故”。《大公報》刊登白話文,主要目的是開民智,讓“讀書不多”的普通民眾讀得懂報紙文章。

  在《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線日,胡適在“臺北市報業公會歡迎會”上回憶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刊所采用。”

  他當時的用意有二:一是每天要發一篇社評,多數由他本人執筆,負擔過重,組織社外人士撰寫星期論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寫一篇社評;二是加強與文化教育界的聯系,擴大在學術界與青年學生中的影響。

  圖:1926年張季鸞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評論工作。在具體的辦報活動中,張季鸞始終堅持對時局進行盡可能公正、客觀的報道和評論,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后世尊稱其為“報界宗師”。

  1933年年底,張季鸞與《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在北平東興樓宴請文化教育界人士數十人,為即將開辟的“星期論文”約稿。席上特別說明稿件除抵觸法律外,決不干涉內容,不更改字義,以尊重作者。

  圖:胡政之是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并世無兩”的經歷。1919年,他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志著中國記者采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并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據《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回憶:“星期論文興起后,引起全國注意,尤其知識界到了星期天,無不爭看這個禮拜是誰寫的。其中的確開啟了中國專家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議論的先河,更為讀者廣辟吸收知識的園地。”

  加入“星期論文”的作者既有胡適、梁漱溟、傅斯年、蔣廷黻、梁實秋、陳衡哲、茅盾、老舍等文史哲領域的權威,亦有竺可楨、范旭東自然科學家;既有張奚若、蔣百里、費孝通這樣在、軍事、社會學領域的泰斗,也有孫科、陳立夫等政界要員。

  圖:老舍原名舒慶春,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是《大公報》副刊燦若群星的作者隊伍中的一員。老舍在《大公報》上發表的一系列作品,又恰恰與《大公報》的歷史播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胡適1934年12月20日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

  傅斯年同樣是“星期論文”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為 “星期論文” 共寫了22篇,占總數的3%左右。

  譬如在1934年11月25日發表的《政府與提倡道德》一文中,傅斯年直言:“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禮義廉恥,口號是沒有用的,只有自己做個榜樣,把自己所能支配的無禮,不義,鮮廉,寡恥之徒,一舉而屏棄之。”

  圖:傅斯年是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學術。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胡適剛被被聘為文科教授時,由于其創新思想,不講神話中的三皇五帝,讓老先生連呼“胡鬧,胡鬧”,而且也讓聽慣了老的學生們大為驚異,認為“思想”,甚至醞釀要將他趕出北大。傅斯年挺身而出,給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傅斯年繼續寫道:“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義,只好先作一個澄清自己的榜樣。若以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愛國心,服務心,廉潔的行誼,憂勤的勞作,一切等等,數不盡的。只是這些好東西又都不是空口勸人便能做到的,必須自己立個榜樣。”

  1937年9月12日“星期論文”了張元濟的《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一文。該文亦首先直陳時弊:“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逸)、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果。”

  圖:著名教育家張元濟也是“星期論文”——《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發表于1937年9月12日

  張元濟分析認為,這是當時教育“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后”而造成的。

  他繼而提出,“德育為萬事根本”,如果“念念在育才,則所操者狹而所及者淺”。所以,為人師者“非有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斷斷負不起這個重任”。

  圖:中研院院士選舉后胡適(左)與張元濟(中)、朱家驊(右)。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與愛國實業家。在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期,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書作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出版企業。他組織編寫的新式教科書風行全國,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他推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國學術、文學名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據《大公報》老報人周雨在《大公報史》一書中,引述另一位《大公報》老報人方蒙的統計,從1934年至1949年的15年間,“星期論文”共計發表750篇文章,出自200多位作者之手,當中以大學教授為主,其中發表15篇以上的,有胡適、傅斯年、陳衡哲、陶孟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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